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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洛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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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学辟雍传经典 春风立雪育英贤

   河洛之地,素来被称为“王者之里”,河洛文化有海纳百川、从容大气之美誉,河洛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绚丽多彩,魅力无穷。

 
  河洛教育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黄帝时代河洛一带有仓颉造字的传说;虞夏之际有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的记载。“昔三代之居,皆在河洛之间。”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地区,夏朝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学校,孟子云:“夏曰校,殷曰序,周曰庠,学则三代共之。”商代教育出现了学制的萌芽,西周创“成周”学制,在王城所设学校分为国学、乡学两类,大学、小学两级,国学则“五学并举”,其中太学即辟雍为最尊。三代的教育的特征是宗教、政治、文化教育三位一体,学在官府,君师并称,官师不分。及至东周,洛阳依然是天下的文化教育中心,仍有宫廷学校,而且图书事业兴起,老子掌管东周王室典籍,尽管王室衰微,但东周文化兴盛,之后周王室文化扩散、下移,促进了各国私学的勃兴,诸子百家的形成,河洛文化是孕育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沃土。
 
  东汉定都洛阳,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,修建太学。太学在管理和教学等方面已完全规范化,太学生经常多达三万余人。东汉太学不仅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,而且对洛阳的影响非常深远。东汉经学大师辈出,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,并有西邹鲁之誉。
 
  曹魏承汉,西晋又增设创办国子学,国子学之国子祭酒,主管国子学和太学,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。魏孝文帝定都洛阳,习汉文化,设立国子学太学,四门小学,史称“学业大盛”、“斯文郁都”。隋唐鼎盛,科举日盛,东都洛阳各种学校林立,有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书学、算学、律学、弘文馆,还有教坊和许多书院。宋代洛阳号称西京,嵩阳书院名人、学者荟萃,高才俊德之士云集,该书院遂成为我国四大名书院之一。
 
  河洛沃土孕育了河洛学校的兴旺发达,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家。黄帝、仓颉尚待考证。最早的家庭教师伊尹,“汤之于伊尹,学然后臣之”,为了教育商王太甲,著有《太甲》、《咸有一德》等文章。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阳制礼作乐,创制典章制度,被后世儒家崇为儒宗,拜为先圣。东周柱下史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,“行不言之教”,“道法自然”的教育思想,独辟蹊径,慧眼独具,其思想实属我国教育思想史上一块尚未挖掘的圣地。西汉洛阳才子贾谊,主张教育治国,是教育国本思想的倡导者。东汉女教育家班昭,在洛阳从事宫廷教育,著《女诫》,是我国第一部专为子女著述的家庭教育课本。唐代大文豪韩愈,今河南孟县人,一生酷爱教育,著有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等文,他所提出的“师者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,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”等著名主张,为后世传承、颂扬。宋代洛阳人程颐、程颢创理学于伊洛,布道统于西京。当时洛阳群贤毕集,肩随踵接。嵩阳书院,学者名人,授徒讲学,蔚然成风。程颢于洛讲学十年,弟子有“如坐春风”之誉;程颐在洛讲学达三十余年,弟子遍河洛。二程的一生是理学家的一生,是教育家的一生。他们以传道讲学为己任,以育天下英才为快乐,伊洛流域洒满了他们的足迹。士子从其学者,不绝于学馆教舍,“渊源所渐,皆为名士”,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即是程颐的“四传弟子”。“程门立雪”传为千古尊师佳唬二程的教育理念独到,所谓“格物穷理”、“人要明理”;教学方法灵活,所谓“孔子教人,各因其材”等主张,流芳百世,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。
 
  从夏商至北宋,三千余年间,河洛教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,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遥遥领先,可谓河洛文化独领风骚,河洛教育一枝独秀。
 
  发表于《洛阳日报·花会特刊》2003年4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