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竞竞猜

思想与宗教

当前位置:电竞竞猜 > 河洛文化研究 > 思想与宗教

武则天涉足佛教到底有多深

   摘要:武则天崇奉佛教,但对佛教并不怎么了解,对佛教主张也不能奉行。她对于佛教,主要考虑利用。她采取对僧人封爵、授症赐紫袈裟、赐僧龄等破天荒的措施抬高佛教,实际上无视佛教仪轨,对佛教施行践踏和破坏。受国家利益、客观形势和其政治身份的制约,她对不满现实的佛教派别予以限制、取缔,对妖妄惑众的佛教徒严惩不贷。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所谓方外势力的管束,体现了皇权的强大。

 
  关键词:武则天;佛教;金轮圣神皇帝;延年益寿
 
  武则天有过以皇后身份参政、以皇太后身份执政的30年经历,她进而企图推翻唐朝建立周朝,自己当皇帝。但身为女性,她无法逾越儒家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,只好利用佛教蒙骗舆论,因为佛教讲前世和来世,游谈无根,无从验证,对于具有尽信书陋习的中国人来说,效果最佳。僧人们积极配合。载初元年(690),洛阳白马寺薛怀义、东魏国寺法明等九僧,“造《大云经》,陈符命,言则天是弥勒下生,作阎浮提主,唐氏合微”。[1]这部伪撰的《大云经》已经失传,但它所依据的十六国时期北凉昙无谶的译本《大方等无想经》,仍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线索。该书卷四说:“尔时众中有一天女,名曰净光。”佛对这位天女讲其前世因缘,说:“汝于彼佛,暂得一闻《大涅槃经》,以是因缘,今得天身。值我出世,复闻深义。舍是天形,即以女身,当王国土,得转轮王,所统领处四分之一。得大自在,受持五戒,作优婆夷。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,受持五戒,守护正法。摧伏外道诸邪异见。汝于尔时,实是菩萨,为化众生,现受女身。”卷六又说:“是天女者,……为众生故,现受女身。”“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。女既承正,威伏天下,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,无拒违者。女王自在,摧伏邪见。”[2]今存敦煌残卷《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》解释薛怀义等僧伪撰的《大云经》说:“今神皇(武则天)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”,“当今大臣及百姓等,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,……皆悉安乐”。“如有背叛作逆者,纵使国家不诛,上天降罚并自灭。”长寿二年(693),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在洛阳译出《宝雨经》。但传世的《佛说宝雨经》题为唐代达摩流支译。该书卷一说:东方月光天子乘彩云来到佛的面前,佛对他说:我涅槃之后,进入第四个五百年,“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(中国),……实是菩萨,故现女身,为自在主,经于多岁,正法教化,养育众生,犹如赤子”。[3]经中还有“菩萨杀害父母”的内容,能为武则天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开脱。武则天的所有困境终于被统统解除。九是阳数,她选择载初元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,登上洛阳宫城则天门楼,举行登基大典,体现了自己前世的男性身份,龙飞九五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。她新创“曌”(今读照)字作为自己的名字,表明自己合日月阴阳为一体。称帝后,她作《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》,径直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,说:“朕曩劫植因,叨承佛记”,是所谓“《大云》之偈先彰”,“《宝雨》之文后及”。[4]她下制颁布《大云经》于天下,洛阳、长安两京及各州皆立大云寺一所。“佛记”是佛授记的略称,指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予未来成果作佛的预记,她于是在洛阳设立了佛授记寺。起初,李唐皇室自称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,对宗教地位排座次,规定道先佛后;武则天利用佛教改朝换代,对佛教怀着感激之情,遂调整为佛先道后。
 
 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,要比唐代其余皇帝密切得多。敦煌残卷《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》说她“幼小时已被缁服(佛教徒穿黑色服装)”;她在作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配偶的间隙中,曾在长安感业寺当尼姑。她还是一位被史书记载“兼涉文史”[5]的知识女性。那么,她涉足佛教,到底达到什么程度?
 
  请看武则天同佛教相关的一些事例。
 
  利用佛教改朝换代的当天,年号由“载初”改为“天授”,表示君权神授。君权神授本是古已有之的观念,但武则天这时用它来证明自己称帝的合理性,则与佛教精神不协调。这里的一层意思,下文分析“天册”时,读者可以类推;另一层意思,“天授”是一个被佛教否定、唾弃的术语。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六说:斛饭王的儿子“提婆达多”,提婆(Deva)的含义是“天”,达多(datta)的含义是“授”,按照意思翻译,即“天授”。释迦牟尼如来佛是他的堂兄,即斛饭王的哥哥净饭王的儿子。提婆达多加入佛教以来,“精勤十二年,已诵持八万法藏”。他对于堂兄不服气,认为:“我相三十,减佛未几(佛有32种福相);大众围绕,何异如来?”他于是分裂僧团,并阴谋除掉释迦牟尼。他“以恶毒药置指爪中,欲因作礼,以伤害佛”。他远道而来,实施其计划,走到邻近释迦牟尼在室罗伐悉底国的住所给孤独园时,“地遂坼焉,生陷地狱”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奉唐太宗敕,将自己赴印度巡礼求法的经历撰写成的一部书,贞观二十年(646)即进献朝廷,早于改元“天授”44年。武则天利用佛教改朝换代,命名大周政权的第一个年号,应该谋求吉利、恒久,自然要反复斟酌、遴选,居然采取了一个佛教所说下地狱的术语“天授”,可见她对佛教典故的了解非常有限。
 
  武则天当皇帝15年,相继制定过四个尊号,即金轮圣神皇帝、越古金轮圣神皇帝、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、天册金轮圣神皇帝。慈氏是弥勒的意译,武则天被说成是男身菩萨弥勒下凡,变现女身,当中国国君。佛教认为: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,同一日月所照临。须弥山四周有七重香海、七重金山。第七重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,咸海四周有四块大陆,即东毗提诃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瞿陀尼洲、北拘卢洲,统称四大洲。每个洲号称一天下,四个州统称四天下。“金轮王乃化被四天下,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,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陀尼,铁轮王则惟赡部洲。夫轮王者,将即大位,随福所感,有大轮宝浮空来应。感有金、银、铜、铁之异,境乃四、三、二、一之差。”[6]武则天的尊号体现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两个权威的合璧。但尊号说是“越古”、“天册”,则与佛教精神相违。佛教认为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这些六道众生,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,号为六凡;而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是四圣,已获得程度不同的觉悟和解脱,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。因此,天比菩萨地位低,根本无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。四圣解脱后,便超越时空,常乐我净,也不存在什么“越古”问题。南赡部洲又译作南阎浮提,无论中国,抑或印度,都只是南阎浮提中极小的一部分,其疆域绝对达不到一天下的范围。因此,武则天连“所统领处四分之一”都没有达到,做铁轮圣王都不够资格,居然号称统治四天下的金轮皇帝,实在是瞎编胡吹。但这则事例还不好直接判断为武则天不了解佛教,而是她贪大做大心理的体现,因为唐太宗在《大兴善寺钟铭序》中早就宣称过:“皇帝道叶(协)金轮,心居黄屋,覆焘万方,舟航三界。”[7]
 
  在武则天的扶持下,康国(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)血统的中国籍僧法藏,在洛阳参与重新翻译《华严经》,并创立了华严宗。华严宗的总理论是法界缘起说,为了阐明这一说法,又提出四法界、六相、十玄门等法门。武则天把法藏召入洛阳皇宫中,为自己讲解新译《华严经》,“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、海印三昧门、六相和合义门、普眼境界门,此诸义章皆是《华严》总别义网”,武则天根本听不懂,“茫然未决”。[8]于是法藏以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,撰写并讲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(狮)子章》。比如讲“六相和合义门”,《金师子章·括六相第八》说:“师子是总相,五根差别是别相。共从一缘起,是同相;眼耳等不相滥,是异相。诸根合会有师子,是成相;诸根各住自位,是坏相。”[9]这是说:总体上看狮子,它是总相。但狮子有眼耳鼻舌身五根,它们一一有别,这就是别相。五根和合而成一个狮子,五根即具备组成一个整体的共同性,这是同相。但五根毕竟各不相同,这是异相。五根能共同组成一个狮子,这是成相。但五根在组成一个狮子后,并没有消泯自己,而依然各就各位,保持着自己的相状,这是坏相。法藏这一直观形象的教学,把华严宗艰深的义理变得“径捷易解”,武则天“遂开悟其旨”。[10]这说明武则天对于深奥的佛教理论,虽然不具备修养,但一经点拨,尚能理解。
 
  对于僧人修持佛教的终极目的,武则天没有看到他们旨在脱离六道轮回,最终获得涅槃解脱,而是以为可以在人道中长寿不衰,消灾弭祸。因此,他礼遇或延请一些僧人,妄图通过他们得到这些好处。
 
  显庆元年(656),33岁的武则天难产,祈求佛教保佑,提出所生孩子将归依三宝,请僧人玄奘届时为孩子授戒。玄奘启奏她必定顺利生下一个男婴,还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京师长安显庆殿御帐座内,自己告诉赤雀:“皇后在孕,未遂分诞,玄奘深怀忧惧,愿乞平安。若如所祈,为陈喜相。”果然见赤雀“示平安之仪,了然解人意”。这是“皇帝皇后德通神明”,“故使羽族呈祥”。男婴生下后,由玄奘收为徒儿,号为“佛光王”。玄奘不断上表,歌颂皇室为:“殚四海之资,不足比此檀行(施舍)”;欣慰“如来之有嗣”,定会“绍隆像化,阐播玄风,再秀禅林,重晖觉苑”。[11]
 
  洪州(治今江西南昌市)僧胡超自称数百岁,受武则天命合“长生药”,花费巨万,三年而成。武则天服药后,病情好转,“以为神妙,望欲彭祖同寿,改元为久视元年(700)”。[12]武则天时年77岁。北宗禅大师神秀居住在湖北当阳县当阳山玉泉寺,在僧俗间影响很大。同年,武则天遣使迎请他来洛阳。神秀对于帝王,“传圣道者不北面,有盛德者无臣礼”,加上已是90多岁的高龄,便“趺坐觐君,肩舆上殿”;武则天反而对他“屈万乘而稽首”。[13]武则天把他安排到洛阳皇宫内道场中,“丰其供施,时时问道”。[14]这无疑与武则天健康恶化、祈求佑护有关。
 
  长安四年(704)腊月,武则天81岁,把法藏从长安崇福寺召至洛阳,供奉于内道场,建置华严法会。法藏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陕西扶风法门寺舍利塔,这里珍藏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分发的佛骨舍利。早在显庆五年(660),唐高宗曾下诏迎请法门寺这截“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,至洛阳大内供养”,武则天“施金函九重”,作为盛放舍利的法器。后来,舍利由道宣律师奉命“送还法门寺”。[15]40多年过去了,武则天已成为耄耋老妪,在病榻上聊度余生,想借助于法藏,乞灵于佛教,恢复健康,延年益寿,于是敕令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。法藏请出舍利,于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。武则天敕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,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,将舍利迎至明堂。正月十五这天,武则天“身心护净,头面尽虔”,请法藏捧持舍利,“普为善祷”。[16]但武则天健康恶化已如狂澜既倒,借助于法藏,乞灵于佛教圣物,也未能好转。七天后,张柬之便乘机发动了政变,逼迫武则天退位,由她的儿子唐中宗复位,十个月后,她在洛阳去世。
 
  武则天既然与佛教关系非同一般,她必然要崇奉佛教,抬高佛教地位。她大肆造寺、造像,组织翻译佛经,编订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,礼遇僧人,因而僧人的活动空前活跃。证圣元年(695),义净游学天竺、南亚25年,从室利佛逝(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)回国,带回“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,合五十万颂,金刚座金容一铺,舍利三百粒”。武则天亲自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他,“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”。[17]武则天把他安排到佛授记寺译经,还为之作序。天竺僧菩提流志、宝思惟、日照、慧智(生于中国),于阗(新疆和田)僧实叉难陀、天智,吐火罗(阿富汗北部)僧寂友,新罗(朝鲜半岛)僧圆测,当时都在洛阳译经。武则天还把僧人拉来,参与解决国家大事。神功元年(697),契丹大举入寇,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北上应战,一方面敕令法藏在洛阳“依经教遏寇虐”。法藏于是沐浴更衣,建立道场,设置十一面观音像,行道作法。几天后,契丹军队所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“无数神王之众”,又见“观音之像浮空而至”,因而军心大乱,被武周打败。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,说:“蓟(原误为‘蒯’)城之外,兵士闻天鼓之声;良乡县中,贼众睹观音之像。醴酒流甘于阵塞,仙驾引纛于军牵此神兵之扫除,盖慈力之加被。”[18]
 
  为了崇奉佛教、抬高佛教地位,武则天竟然做了一些荒唐事。为了酬谢褒奖薛怀义等九位僧人伪撰《大云经》为她改朝换代鸣锣开道,她把他们赐封为县公爵位,并依照高级官员的服色佩饰,赐给紫袈裟、银鱼袋。她还把标榜出世的僧人改变为入世的朝廷官员,两度任命薛怀义充当督作使,进入皇宫主管建造明堂的土木工程,还两度任命薛怀义担任行军大总管,带兵奔赴前线抵御突厥的进犯。这种抬举、重用僧人的举措,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,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。杜乂“幼入玄门(道教)”,“黄冠之侣(道士)推其明哲,出类逸群”,担任洛阳大恒观主。他看到武则天崇奉佛教,于是“向佛而归,遂恳求剃落”。[19]武则天亲加恩准,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担任寺主,法名“玄嶷”,寓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。在印度雨季三个月中,僧众游方乞食不方便,于是居住寺院中,专心修道,称为“安居”或“结夏”、“坐腊”。安居结束,僧龄增长一岁,故僧龄称为“僧腊”、“夏腊”。玄嶷成为佛教界的新手,资历太浅,没有地位,武则天甚至赐予他“夏腊”30年,使他“顿为老成”。[20]僧人封爵、赐紫、赐夏腊,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唐初,少林寺僧众谢绝朝廷赐予官爵,玄奘对君王坚持自称“沙门”而不称臣,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。武则天对僧人加官封爵、赐紫、赐夏腊,从表面上看,是在提高僧人的地位,但实际上是动用皇权,干预、践踏和破坏佛教的仪轨制度,把方外僧人纳入国家的管辖之下,成为俯首帖耳的奴才。因此,武则天时期佛教地位貌似飙升,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。
 
  武则天这样做,一方面体现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势力的强大,一方面体现她不懂佛教的主张。佛教最基本的戒规是五戒,首列“不杀生”,武则天何曾理解、奉行过!她是一位铁腕政客,杀人多如牛毛,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。她的儿媳皇太子(唐睿宗)妃刘氏、窦氏,被她所宠信的户婢团儿诬告有厌咒行为,她根本不着手调查落实。长寿二年(693)正月初二(这时以上个年份的十一月为正月),这两个儿媳来宫中嘉豫殿给她拜年,却被她同时杀掉。她的这个窝囊儿子“畏忤旨,不敢言,居太后前,容止自如”。[21]她的孙子邵王李重润及重润妹永泰郡主、永泰夫魏王武延基(武则天侄儿武承嗣之子)三人,私下议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政,长安元年(701),她“皆逼令自杀”。[22]她任用酷吏,滥杀无辜,更是家常便饭,因而两《唐书》其本纪,通篇充斥着“杀”字。佛教认为戒定慧三学是达到解脱的手段,贪瞋痴三毒则是背道而驰的做法,因而倡导立三学、破三毒。其中“戒”是学佛者的入手法门,目的在于纯洁身心,防范过失,与“戒”相对立的“贪”,指贪爱、贪欲,应该“以戒破贪”。“定”指奉佛者打坐静默,调练心意,专注于一境,产生佛教智慧,正确观悟人生,成就各种功德,与“定”相对立的“瞋”,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,应该“以定破瞋”。武则天何曾理解、奉行过!她对权势的贪婪占据,其欲望达到极点,儿辈影响到自己欲望的实现,她便对他们或杀戮或废黜。在杀掉裴炎、徐敬业、程务挺等人后,她对群臣要挟说:“彼皆人豪,不利于朕,朕能戮之。公等才有过彼,早为之。不然,谨以事朕,无诒天下笑。”吓得群臣不住磕头,不敢仰视,一致表示“惟陛下命”。[23]武则天这么多身口意三恶业,哪有学佛人的慈悲心肠、平和心态!
 
  武则天尽管宣布佛教排在儒教和道教之前,实际上却没有让佛教完全占上风。如意元年(692),她在洛阳举行盂兰盆会。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,结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成分孝道,而举行的佛事活动。《佛说盂兰盆经》说:佛的大弟子目连看见自己的先母在饿鬼道受着饥饿的煎熬,自己无力解救,就向佛请教解救的方法。佛说:“汝母罪根深结,非汝一人力所奈何。……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,乃得解脱。”佛告诉他,施主只要在安居结束日七月十五设盂兰盆,“具饭百味五果,汲灌盆器,香油锭烛,床敷卧具,尽世甘美,以著盆中,供养十方大德众僧”;佛即命众僧在受食前“为施主家咒愿”,便可藉众僧威神之力,使施主“现在父母,寿命百年,无病,无一切苦恼之患,乃至七世父母,离饿鬼苦,生人、天中,福乐无极”。[24]我国设盂兰盆会,始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(538),以后渐成风俗,朝廷和民间都在七月十五日(中元节)举行活动,以超度祖宗,报答祖德。时人杨炯《盂兰盆赋》记载武则天这次盂兰盆会的情况说:这位女皇帝头戴通天冠,身佩玉玺,站在洛城南门楼上,主持大典。朝臣们肃穆地观看,稽首再拜,说道:“圣人之德,无以加于孝乎!”杨炯议论道:“夫孝始于显亲,中于礼神,终于法轮。……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,无营无欲,寿命如天,德音如玉。任贤相,惇风俗,远佞人,措刑狱,省游宴,披图箓,捐珠玑,宝菽粟,罢官之无事,恤人之不足,鼓天地之化淳,作皇王之轨躅。”[25]杨炯希望武则天任用贤才,实行德治,发展经济,体恤民瘼,节约开支,敦励风俗,这完全是儒家的主张。这表明武则天尊崇佛教,却不能不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政治,因而实际上首先突出的还是儒学。
 
  唐代科举制中的制举,是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,临时设立科目,下制(诏令)考选人才的。长寿三年(694)开设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,第二道策问试题问道:“我皇光膺天授,托降阎浮,弘八解之要津(达到解脱境界的八正道),启四禅之幽键,济含生(众生)于彼岸,证圆果(证得佛果即圆满、寂静,不生不灭)于中天。绀宇(佛寺)巍巍,缁徒翼翼,莫不誉高澄、什(十六国时期高僧佛图澄、鸠摩罗什),声重安、远(东晋高僧道安、慧远),振三翻于辨囿,悟两谛(佛教道理真谛、俗谛)于谈筵。飞锡(锡杖)烟蒸,乘杯雾委,兰艾(兰花是香花,艾蒿是杂草)因而或揉,玉石由是难甄。迹虽选于玄关(已加入佛教),名乃编于白屋(白屋是世俗贫寒人的房屋)。若欲令沙汰,促以金科(国家的宪章),将恐乖智海(指佛教)之弘规,匪提河(指佛教)之遗范。然则经行之所,在释氏而含容;朱紫分区,谈王化而期切。施张之术,去就何从?”[26]武则天崇奉佛教,佛教势力急剧增长,和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冲突。如何控制佛教的发展,成为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这场考试的命题,体现了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从属于世俗利益。
 
  佛教宗派三阶教认为隋唐时期,从时间方面来说,是佛教的“末法”阶段,从处所方面来说,是“秽土”,从人的根机方面来说,是“钝根”。这种对现实的污蔑,引起朝廷的反感,隋唐政府多次下令取缔三阶教。武则天对于三阶教的“末法五浊恶世”观念和一些做法,同样不能容忍。如意元年(692),她听说三阶教禅师法藏(与华严宗法藏同名异人)“解行精最,奉制请于东都(洛阳)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”。[27]证圣元年(695),她下令将三阶教的典籍归为伪杂符录一类,予以取缔。圣历二年(699),又下敕限制三阶教人的活动:“其有学三阶者,唯得乞食、长斋、绝谷、持戒、坐禅。”[28]此外,武则天对“妖妄惑众”的佛教徒,照样严惩不贷。一个河内(河南沁阳市)老尼姑居住洛阳麟趾寺,自号“净光如来”,自称“能知未然”,武则天很相信和敬重她。这个尼姑白天吃素,“夜则烹宰宴乐,蓄弟子百馀人,淫秽靡所不为”。天册万岁元年(695),洛阳皇宫中的明堂被薛怀义纵火烧毁,老尼姑入宫慰问,武则天怒斥她道:“汝常言能前知,何以不言明堂火?”于是将老尼及其弟子统统逮捕,“尽没为官婢”。[29]
 
 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,可以认为:武则天崇奉佛教,但对佛教的原理、主张、制度、典故,并不怎么了解,甚至佛教中一些与政治并不矛盾的主张,她也不能奉行。她对于佛教,主要考虑利用,为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服务,为处理军国大事以及随顺民情服务,为自己祛病除灾、延年益寿服务。她采取措施抬高佛教,却无视佛教仪轨,以政权强行干预佛教,以至于对佛教施行践踏和破坏,取消了佛教的相对独立性,把佛教变成御用工具,把僧人变成皇家恭顺的奴仆。在国情和儒家文化的制约下,她不得不让佛教产生变异,以适应生存和发展。当佛教势力过度滋蔓,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,她也不得不考虑征求建议,限制佛教的发展。对于不愿意对国家歌功颂德的佛教派别,她照样不喜欢,从而予以限制、取缔。而对于妖妄惑众的佛教徒,她照样严惩不贷。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所谓方外势力的管束,体现了皇权的强大。这一切说明,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和态度,不是纯粹的个人意愿,既要受客观形势的制约,也要受其政治身份的制约。
 
  参考文献:
 
  [1]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八十三附《薛怀义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4742页。
 
  [2]《大正藏》卷十二涅槃部第387号经文。
 
  [3]《大正藏》卷十六经集部第660号经文。
 
  [4]《全唐文》卷九十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438页下栏。
 
  [5]《旧唐书》卷六《则天皇后本纪》,第115页。
 
  [6]玄奘:《大唐西域记·序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年,第2页。
 
  [7]《全唐文》卷十,第47页中栏。
 
  [8][10]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五《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89页。
 
  [9]法藏: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子章》,《大正藏》卷四十五诸宗部第1881号经文,见方立天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14页。
 
  [11]慧立、彦悰: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九,北京: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97、198、200页。
 
  [12]张鷟:《朝野佥载》卷五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116页。
 
  [13]张说:《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》,《全唐文》卷二百三十一,第1031页上栏。
 
  [14]《宋高僧传》卷八《唐荆门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》,第177页。
 
  [15]志磐:《佛祖统纪》卷三十九,《大正藏》卷四十九史传部第2035号经文。
 
  [16][18]崔致远:《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五十史传部第2054号经文,见方立天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》,第182-183页。
 
  [17]《宋高僧传》卷一《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》,第1页。
 
  [19]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七《唐洛京佛授记寺玄嶷传》,第414页。
 
  [20]钱易:《南部新书》卷五,武汉大学出版社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原文电子版,1997-1998年,第335盘第2730号书,本卷第1页。
 
  [21]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〇五,长寿二年条,北京:中华书局,1997年,第6488页。
 
  [22]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〇七,长安元年条,第6557页。
 
  [23]《新唐书》卷七十六《后妃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3479页。
 
  [24]《大正藏》卷十六经集部第685号经文。
 
  [25]杨炯:《杨炯集》卷一,北京:中华书局,《卢照邻集·杨炯集》合刊本,1980年,第17页。
 
  [26]徐松撰、孟二冬补正:《登科记考补正》卷三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3年,第127-128页(出自《文苑英华》卷四百七十九)。
 
  [27]王昶:《金石萃编》卷七十一《法藏禅师塔铭》,西安: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,1990年,第二册本卷第1页。
 
  [28]明佺: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卷十五,《大正藏》卷五十五目录部第2153号经文。
 
  [29]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〇五,延载元年条,天册万岁元年条,第6494页,第6499-6500页。
 
  (原载王双怀、郭绍林主编《武则天与神都洛阳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