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竞竞猜

思想与宗教

当前位置:电竞竞猜 > 河洛文化研究 > 思想与宗教

《洛阳伽蓝记》与北魏洛阳的佛教

   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以记载北魏洛阳佛寺为纲,兼及当时洛阳修寺造像、佛法灵验、节日庆典、佛教交流等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,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佛教景观,是我们研究北魏洛阳佛教的重要史料。笔者试以《洛阳伽蓝记》(以下简称“《伽蓝记》”)为中心,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北魏洛阳佛教的发展状况。

 
  一、洛阳“大伽蓝”的地理分布及其建筑特色
 
 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,到西晋怀帝永嘉年间,洛阳仅有佛寺四十二所。孝文帝太和十九年(495),北魏迁都洛阳,寺庙陡然增加,鼎盛时佛宇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。《伽蓝记》分城内、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五卷,记载寺庙84处,其中正记40处,附见44处(据范祥雍《洛阳伽蓝记校注》)。依据杨衒之的记载,我们可以正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地图,再次还原出当年洛阳繁盛的佛寺建筑图荆
 
  在《伽蓝记》中,杨衒之不但对正记的40余座“大伽蓝”的地理分布作了精确的记载,而且以生动精致的笔触,巧妙地描摹出不同佛教建筑的构造之美,或宏丽,或精美,令人观止。最为精彩的要数第一卷开篇对永宁寺塔的记述:
 
 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,架木为之,举高九十丈。上有金刹,复高十丈;合去地一千尺。去京师百里,已遥见之。……刹上有金宝瓶,容二十五斛。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,周匝皆垂金铎。复有铁锁四道,引刹向浮图四角,锁上亦有金铎,铎大小如一石瓮子。浮图有九级,角角皆悬金铎,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。浮图有四面,面有三户六窗,户皆朱漆。扉上各有五行金铃,合有五千四百枚。复有金环铺首,殚土木之功,穷造形之巧,佛事精妙,不可思议。绣柱金铺,骇人心目。至于高风永夜,宝铎和鸣,铿锵之声,闻及十馀里。
 
  如此宏伟精丽的佛塔,确实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,以至于中国禅宗初祖达摩来游洛阳见到此塔时,歌咏赞叹,合掌连日,称“实是神功”。除永宁寺外,卷三城南的“景明寺”堪称规模最宏大的寺院。景明寺系宣武帝于景明年间所立,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,其西面的御道向北直通宫城的阊阖门。杨衒之云其“东西南北方五百步”,房屋“一千馀间”。这样的面积几乎相当于洛阳城两个坊里的面积,因为当时一个坊里也仅有“方三百步”。景明寺的建筑也极为精美。据《伽蓝记》载,该寺“复殿重房,交疏对霤,青台紫阁,浮道相通。虽外有四时,而内无寒暑”。屋外虽历冬夏,而室内却四季如春。这样高超的建筑技艺着实令后世的人们惊奇和赞叹。寺院内的园林设计又与建筑相映生辉,“房檐之外,皆是山池。竹松兰芷,垂列堦墀,含风团露,流香吐馥。”因此杨衒之称其“伽蓝之妙,最得称首”。
 
  如果说永宁寺塔象征着洛阳佛寺的雄伟高峻之美,景明寺展现了洛阳佛寺规模之壮观,卷四城西记载的白马寺则可见证洛阳佛寺历史之悠久。白马寺立寺的缘起是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梦见一位高丈六的金神,于是派使者去西域求经像,三年后他们用白马驮载经书佛像而回,故命此寺为白马寺。白马寺是中国汉地的第一座佛寺,被后世尊为中国佛教的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。《伽蓝记》记载白马寺在城西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。可由于后来洛阳城的西移,今天白马寺的位置反而位于洛阳城东10公里处。杨衒之还记载说白马寺内种植着西域来的奇树异果,其中以安石榴和蒲萄最为珍贵,果实很大,“味并殊美”,名冠京城,成为皇家的贡品,当时流传着“白马甜榴,一实直牛”的谚语。在文献记载上,汉末《牟子理惑论》、东晋袁宏《后汉纪》、南齐王琰《冥祥记》、梁释慧皎《高僧传》、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魏收《魏书》等书都提到过白马寺,但对其具体位置都语焉不详,《伽蓝记》首次指明白马寺的位置所在并对其作了较详备的记述,实可补史料之遗缺。
 
  从《伽蓝记》对诸多佛寺的记载,我们可以看出,北魏佛寺建筑已逐渐中国化。如印度佛寺往往寺院中心起舍利塔,但《伽蓝记》记载的很多佛寺并没有设立佛塔。这种情况当与北魏末年舍宅为寺的风气有关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说:“河阴之酷,朝士死者,其家多舍居宅,以施僧尼,京邑第舍,略为寺矣。”大量的私人宅第变为佛寺,就使寺院的建筑布局具有中国传统民居布局的特点,寺院与民居一样,以南北为中轴线,几进院落,佛殿在中轴线上,周围衬以假山、丛林、鱼池、亭阁等,形成佛寺与私家园林相结合的格局。
 
  二、洛阳佛教的兴废与北魏政治之关系
 
  北魏洛阳佛教的繁荣,有其深刻的历史背荆早在北魏平城时期,历代皇帝即大多对佛教礼敬有加(太武帝灭佛之前亦曾是佛教徒)。到孝文帝太和初年,“京城内寺,新旧且百所,僧尼两千余人。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可见佛教在平城时代就已非常兴盛了。孝文帝迁洛后,北魏王朝的佛教狂热也随之由平城移至洛阳,如宣武帝依平城武州山石窟寺式样开凿洛南伊阙山佛像(即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),胡太后在熙平元年(516)按平城献文帝所造的永宁寺式样重建永宁寺。外国沙门来到洛阳目睹永宁、景明、永明三寺的胜状,无不惊叹说是到了“佛国”。这种盛况与孝文、宣武、孝明、灵太后等崇奉佛教密切相关。孝文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,《魏书·孝文帝纪》说他“善谈老庄,尤精释义。”他曾多次集名德沙门讲论佛经。迁洛后,他以为祖母冯太后追福为名,率先在开阳门外修建报德寺。宣武帝“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,广集名僧,标明义旨”。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并修建瑶光、景明、永明等寺。灵太后先后在洛阳建永宁寺、秦太上君寺、秦太上公西寺等三寺。很多达官贵人为奉佛也不惜财物,如《伽蓝记》卷二的正始寺,即为百官所立。寺内“有石碑一枚,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,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,自余百官各有差,少者不减五千已下”。在上层统治者的倡导和影响下,崇佛之风日益盛行,成为一种社会时尚。
 
  同时,为取得统治者的支持,北魏僧尼常出入宫廷及贵族之门。如胡统寺诸尼“常入宫与太后说法,其资养缁流,从无比也”。(《伽蓝记》卷一)灵太后即是借佛教因缘而得以入宫的。由于佛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,佛寺往往成为政治失意者的避难所,乃至政变和军事斗争的中心。如孝文废皇后冯氏,因与其姊争宠失败遂出家为尼;宣武皇后高氏为避灵太后迫害,居瑶光寺为尼;武泰元年,尔朱荣带兵入洛,灵太后与明帝六宫皆落发为尼。瑶光寺是皇宫贵族女子出家的场所,“椒房嫔御,学道之所,掖庭美人,并在其中。亦有名族处女,性爱道场,落发辞亲,来仪此寺。”(《伽蓝记》卷一)这其中虽不乏因信仰佛教而出家来此寺的,但因政治、人生受挫出家的当不在少数。齐承魏风,北齐后妃出家为尼者,史书记载的就有文宣皇后李氏、后主皇后斛律氏和后主皇后胡氏;齐武成皇后胡氏数次出入佛寺,甚至与沙门昙献私通。后来唐代的武则天借佛寺完成身份的转变,不能不说是受北朝此种风气的影响。永宁寺在洛阳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,据《伽蓝记》记载,北魏末年三次大的军事政变均是围绕此寺而展开的,一次是建义元年,尔朱荣入洛,领兵马驻扎于此寺;一次是永安二年五月,北海王元颢入洛,亦在此寺聚兵;一次是永安三年,尔朱兆攻破洛阳,囚庄帝于此寺。
 
  北魏统治者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资助,是洛阳佛教鼎盛的重要因素,而佛寺营建过度也造成北魏国力的衰落,促成佛教的盛极而衰。尤其是北魏后期尔朱氏之乱和高氏专权,许多佛寺及文物在战争中遭到破坏。如永安三年尔朱兆入洛,纵兵抢掠,胡骑数十入瑶光寺淫秽,很多寺尼被迫流散民间,当时京师有语云:“洛阳男儿急作髻,瑶光寺尼夺作婿。”又如《伽蓝记》卷四记载,东汉以白马驮来的佛经,北魏时在白马寺中仍然保存完好。这批最早传入我国、保存了460余年的珍贵佛教典籍,却在天平初年被洛州刺史韩贤无故给破坏。(《北齐书·韩贤传》)在众多佛寺中,永宁寺塔的毁灭最具有象征意义。这座洛阳最雄伟的佛塔毁于永熙三年的一场大火,《伽蓝记》详细地记述这座佛塔被烧毁时的悲壮情境:“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,当时雷雨晦冥,杂下霰雪。百姓道俗,咸来观火,悲哀之声,振动京邑。时有三比丘,赴火而死。火经三月不灭。”就在这年的十月,京师迁邺,“诸寺僧尼,亦与时徙”。盛极一时的北魏洛阳佛教似乎也随着北魏的灭亡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 
  三、佛教风俗对洛阳社会生活的影响
 
 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,佛教习俗也开始影响到洛阳的社会生活。传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诞生日,佛教界每年的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“行像”仪式。北魏时这一风俗也传至洛阳,据《伽蓝记》记载,洛阳的佛诞庆典隆盛而活泼,如卷一“长秋寺”条:“四月四日此像常出,辟邪师子导引其牵吞刀吐火,腾骧一面;彩幢上索,诡谲不常。奇伎异服,冠於都市。像停之处,观者如堵。迭相践跃,常有死人。”卷二“宗圣寺”条:“此像一出,市井皆空,炎光辉赫,独绝世表。妙伎杂乐,亚於刘腾。城东士女,多来此寺观看也。”是日,皇帝也要到宫城门楼上散花礼敬:
 
  于时金花映日,宝盖浮云,幡幢若林,香烟似雾。梵乐法音,聒动天地。百戏腾骧,所在骈比。名僧德众,负锡为群,信徒法侣,持花成薮。车骑填咽,繁衍相倾。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,唱言佛国。(卷二“景明寺”条)
 
  这真是一幅北魏洛阳的清明上河图。将佛像迎出寺外,游于都市,梵乐法音伴奏于其中,吞刀吐火、彩幢上索等民间杂艺也加入这热闹的行像行列,整个洛阳城万人空巷,观者如堵,甚至时有踩踏事件的发生。宗教信仰活动与民间百戏交融在一起,足见洛阳佛教世俗化和民众化的色彩。
 
  南北朝时期,北方佛教重实践修行,与江南佛教崇尚繁琐的义理不同。传教者往往通过佛法灵验、巫术神咒等手段来征服信众。《伽蓝记》在这方面有很多记载。如卷四“永明寺”载奉朝请孟仲晖造一尊佛像送给陈留王景皓。后来此像突然显灵,每夜绕佛座行走,四周留下了许多足迹,引起众人前来观看。由此引发很多人皈依佛门。卷四“白马寺”记有沙门宝公善于推算未来之事,灵太后听说后,问以世事。宝公说:“把粟与鸡呼朱朱。”时人莫解其义。建义元年,灵太后被尔朱荣所害,人们才明白这句话原来是把江山都给了尔朱氏的意思。卷四“法云寺”记沙门昙摩罗“秘咒神验,阎浮所无。咒枯树能生枝叶,咒人变为驴马”,见者莫不害怕。“京师僧人愿学胡法者,皆从其受持。”等等诸如此类记载甚多。
 
  佛法灵异之事可以说让一般民众深信不疑。因此他们也大多把崇奉佛法、立寺造像当做一种善举,并渴望通过这种行动为自己赎罪祈福。在《伽蓝记》中,除皇家贵族立寺外,平民立寺者也不少见,如卷二载孝义里太常民刘胡兄弟以屠为业。因杀猪,忽闻猪张口乞命。胡即舍宅为归觉寺。又卷四记京兆人韦英早卒,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人,韦英“白日乘马来归”,指责梁氏负心,梁氏惶惧,遂舍宅为开善寺。这些都反映了普通民众好生恶杀、善恶有报的宗教观念。
 
  四、北魏洛阳的佛教文化交流
 
  《伽蓝记》记载了西域沙门来中土,以及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的事迹。当时来洛阳的外国僧人很多,以致北魏政府不得不专门为之立寺。如宣武帝所立永明寺即是为异国僧人修建的佛寺,卷四“永明寺”记载了当时这一盛况:
 
  佛法经像盛于洛阳,异国沙门,咸来辐辏,负锡持经,适兹乐土。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。房庑连亘,一千馀间。庭列修竹,檐拂高松,奇花异草,骈阗阶砌。百国沙门,三千馀人。
 
  仅永明一寺就有外国沙门三千余人,可见当时来洛阳的外国沙门如此之多。除此之外,洛阳还有外国沙门自立的佛寺,如菩提寺和法云寺即为西域僧人所建。在这些外来僧人中,不乏一流的高僧大德,如菩提拔陀、菩提达摩、菩提流支等等,这说明洛阳已成为国际性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。《伽蓝记》卷五载北魏神龟元年,灵太后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求经之事。宋云、惠生归来后作《宋云家记》、《惠生行记》,此为洛阳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。与之同时,洛阳的佛教文化也反过来影响到西域。如《伽蓝记》卷四记载的融觉寺僧人昙谟最,菩提流支读完他撰写的《大乘义章》后,“每弹指赞叹,唱言微妙”。立即翻译为“胡书”,传之于西域,西域沙门常东向遥拜,号昙谟最为“东方圣人”。
 
  综上所述,《洛阳伽蓝记》为我们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北魏洛阳佛教史料。透过它承载的历史信息,我们可以再现一千四百余年前那个时代辉煌灿烂的洛阳佛教文化;同时也不难看出,北魏统治者所倡导的佛教风尚,对河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 
  原载《文史知识》2010年6期